上海,一座极富魅力的时尚之都,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在中国爆发,随着西方军事、科术等被引进的同时,爵士音乐也开始在这里播种。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就被赋予了“东方巴黎”的称号,成为了一座中西文化融合的国际化城市。当时的上海拥有远东最大的跑马场、百货商场、赌场等,在西方的娱乐方式传入上海后,舞厅开始逐渐兴起,上海的夜生活变得丰富起来。1927年,上海第一家舞厅——“大东舞厅”开始营业,之后又有百乐门、仙乐斯等舞厅纷纷开业,成为了上海滩当时的地标性建筑。

1920年,美国颁布并实施了禁酒法案,政府企图使用这一法案解决当时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9年后,美国历史上的大萧条时期来临,这耗尽了原本用于欧洲投资的资本,人们再也无心关注对于“喝酒”的争论,无论是农业还是工商业都希望解除禁酒令以带动经济发展。1933,禁酒令被政府戒除,人们为这一特赦欢呼雀跃,他们尽情畅饮与狂欢,舞厅恢复了原本的生气。舞蹈和音乐是娱乐界中密不可分的项目,而爵士乐成为了再好不过的选择,各大俱乐部的兴起(尤其是在纽约),为爵士乐的发展提供了温床。在早期爵士乐时代来临的同时,美国的商人们、文人们、士兵们来到了上海,他们带来了最新的爵士乐谱和演奏技巧,上海成为了与之同步的“爵士之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上海一步步走向都市化的发展模式,水、电、煤气工程日益扩大,给予市民更大程度的生活保障;马车、轿子相继被有轨电车、公共汽车等先进的交通工具所取代,在全市建立了完善的公共交通网,方便了市民的日常出行;建立了更加可靠的安全系统,在健全法律体系的同时落实了安全防范措施;以及城市规划、卫生管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逐步健全。于此同时,上海居民的生活方式也有了显著变化。

上海的民族经济在1914年到1918年间飞速发展,其中包括食品、服装、皮料等企业,这些企业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同时,汲取外资企业的发展经验和研究成果,提高自身产品的实用性和可观性,深受上海居民的喜爱。人才的需求量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相应增加,拥有固定职业的人口逐步增多,同时,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人民对于生活消费的需求相应提高。

到了1947年,无业人口减至3.51%,可见人民生活质量日益增加的同时,就业率也成增高趋势,越来越多的居民拥有了自己的职业,这同时也刺激了消费市场的发展。

在提高人民日常生活水平的同时,上海还对社交场所进行了规范和扩增,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拥有37间电影院、27间戏院、39间舞厅属全国之最。

民国时期,上海的发展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上海,也因为这些人的融入而变得更加国际化且更具包容性。这些“外侨”包括日本人、犹太人、美国人等,他们投资了工商业、金融业、百货业等,建立了造船厂、印刷厂、百货公司,他们还将自己国家的食品、服饰等民族元素和生活方式带入上海的街头,例如民国时期便有许多海外留学生和洋行雇员喜着西装,而许多女士也穿起了西式大衣和斗篷;俄罗斯地区利用牛肉、蔬菜、奶油制作的Борщ,带入上海后成为了海派西餐中的“罗宋汤”等。

民国时期上海的经济发展要素相对集中,各项数值占据全国之首,为上海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温床,同时,通信、运输业的繁荣发展,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总体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带动了纺织、粮油、五金建材、百货等周边产业的发展,使得经济发展趋于整体性和统一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战的爆发一方面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减轻了对中国的压迫,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力量的肢解也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国际市场,而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又促使上海的民族经济得以发展,故近代的上海经济具有“内外兼修”的特点,这无形中扩大了其资本市场和获利空间。

民国时期的经济可谓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民族经济的崛起和大量外资企业的涌入使得上海成为了当时远东地区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各项数据高举全国榜首:1920年面粉出口数量占据全国的83.71%;1931年时,上海的船只总段位占据全国总等为数23.72%;上海民国时期对外贸易值占据全国50%左右等。由于反帝情绪的高涨,华资银行占据了40%左右的份额,领先外资银行大约35%和钱庄22%的份额,稳定了华资银行在当时上海金融行业内主力军的地位。

晚清末期,上海出现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抵触旧风俗,支持和传播西式学派。直至1912年,上海新创刊的报纸杂志就有60多种,这有意无意的影响着文化人的思想,他们开始厌倦在政治场的比拼,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月刊《青年杂志》出版,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刊物,同时也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思想解放运动”,俘获了拥趸无数,为上海的文化创新和发展积攒了雄厚的力量。

20世纪时,上海俨然成为了亚洲地区的航运中心,拥有通向世界的航运网络,一批批的留学生从上海出发远赴美国、日本及欧洲各国等地游学。之后,留学生们归国后大多留在了上海,运用自己在西方学习的知识开展自己的事业。这些留学生就包括了著名学者郭沫若、国歌的词作者田汉等一批引领中国先进文化事业的领路人。他们将西方的文化及思想精髓结合中国的艺术形式展现于世人,例如有研究指出,1928年,中国现代诗人冯乃超创造的诗集《红纱灯》便是受到了日本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

上海20世纪初的繁荣也吸引了大批外国侨民,他们投生于商界、政界,当然还有文化界。他们在各自的租借建立了许多具有各国文化和民俗风情的俱乐部,例如始建于1864年,而后1909年翻修的上海英国总会,“……总体属新古典主义式,但窗上的楣饰、墙面上的纹饰和塔楼的式样等具有巴洛克特征,外墙除柱、勒脚为石材外,均为水刷石墙面。进厅内有大理石阶梯直达第二层大厅”(罗小未主编:《上海建筑指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除了俱乐部外,外侨还开设学校,出版英文、法文、德文等外文报纸刊物,许多外国设计师将自己的创意融入了中国建筑中,他们的设计理念影响了上海的建筑设计界,例如斯洛伐克的建筑家乌达克(L.E.Hudec),他设计建造的国泰电影院、光陆大楼等现今仍是上海市的地标性建筑。

在大批来华外侨中还有很多专业画家和音乐家,他们的技艺得到了当时很多上海文化人的认可,相继拜师学艺,其中就包括著名“月份牌”画家杭樨英、我国早期的舞台美术家张聿光等。20世纪20年代后,外侨画家还组织了例如“中西美术合作社”、“上海西人美术会”等团体,进行美术创作和展览活动,对上海当时美术水平的提高有一定影响。而在音乐方面做出一定贡献的主要为俄国侨民和意大利侨民,他们将西洋乐器和音乐形式带到上海,丰富了上海的文化生活。其中,意大利钢琴家、指挥家梅百器(Mario Paci)最为出名,他1895年荣获“李斯特钢琴比赛”大奖,1919年来到上海开办钢琴独奏音乐会,而当时正逢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重组,乐队成员们一致推选梅百器担任指挥。梅百器不负众望,在他23年的指挥生涯中,不仅在技术和乐曲效果上为乐队成员严格把关,而且广纳贤才,聘请了毕业于当时世界各大音乐院校的学生入团演奏,最终,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成为了“远东第一管弦乐团”。而在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现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有许多俄侨音乐家分别担任声乐、钢琴、大提琴等专业教师,为上海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音乐人才。20年代后期,俄乔音乐家们组建了首只拥有高水准的爵士乐队,在上海的一些高档酒店或酒吧进行演出,同时也为一些电影担任乐队伴奏的工作。

1912年前,中国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执政者思想的腐朽和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着广大劳苦大众,人们被笼罩在强权之下抬不起头。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人民生活负担得到了相对减轻,政府着手交通、通讯等设施建设,在便利了人民出行、联络之外,也鼓励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进一步纾解了人民多年以来束缚在脑中的陈旧思想,眼界得到了一定的拓宽。

20世纪20年代起,民族经济的崛起和大量外资企业的涌入,使得上海的经济进入了“黄金时期”。人民的生活基本稳定、收入相对提高,商人和外国人的增多促使娱乐场所的生意日益红火,文化消费较之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促使从事娱乐服务行业者必须想方设法变化着花样吸引消费者。

1840年前,中国人秉承着“闭关锁国”的原则,不愿接触西方的文化和事物,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正式敲碎了这面尘封已久的“玻璃”。具有西方特色的管理理念、建筑设计、文化方式等来到了上海,人们从开始的排斥、敌意逐渐转变为接纳和欣赏。这些西方事物打开了人们的好奇心,使人们了解了不一样的文化色彩和新鲜事物。

爵士音乐在上海的登陆并非偶然现象,它由西方人士带入上海,而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环境为爵士音乐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俱乐部和舞厅的兴起为爵士音乐提供了演出场所,一批勇于吸纳西方音乐文化的音乐人,创作了许多加入“爵士”音乐元素的流行歌曲,至今仍有许多首被广为传唱。

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70余万两白银在今静安区愚园路上建造了一所上海最具盛名的综合性娱乐场所——“百乐门”。它的外观西式且独具现代感,在当时可谓是采用了与世界潮流同步的建筑设计理念,占地面积约为2500平方米,共有三层,舞池在二层。舞池的地板别具匠心的利用汽车钢板的支撑原理,营造出类似踩在弹簧上跳舞的轻盈之感。舞厅可供上千人一起舞蹈,室内装潢奢华,一楼和三楼分别为餐饮和住宿,极尽周到的服务和一应俱全的设施满足了消费者的所有需求。

吉米 金(Jimmy King)的中文名叫做金怀祖,他在当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随时随地都是一副“公子哥”的做派。吉米 金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做着警官的工作,他为人开朗,善于交友,与当时仙乐斯舞厅的乐队领班罗宾关系甚好。一天,罗宾对吉米说,“警官的工作又无聊又累,我带你过轻松快乐的生活怎么样”,吉米欣然接受,来到仙乐斯舞厅成为了罗宾的副手。罗宾教吉米唱歌、弹吉他,也告诉了他许多关于爵士音乐的知识。

1947年,百乐门舞厅的老板由于受不了菲律宾乐手的懒惰,他找到了吉米 金说,“你来我的舞厅,你自己做领班,我给你高工资,要求就是需要一只由中国人组建的爵士乐队”。没过多久,吉米 金不负众望邀请了一批当时在上海技术娴熟的中国爵士乐手,组建了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吉米 金爵士乐队”。

现今93岁高龄的郑德仁老先生就是当时吉米 金乐队中的一员,他回忆道:“我们是百乐门的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我们的乐队在平时演出时有12名成员,分别为两支次中音萨克斯、两支中音萨克斯、两支小号、一支长号、钢琴、吉他、贝司、鼓和歌手,周末时会扩充到16名成员。我们乐队在上海滩当时可以算是最出名的一只爵士乐队,因为我们有三个特点:第一,我们演奏正宗的爵士音乐;第二,我们有自己的歌手,如果听众觉得爵士音乐听不惯我们还可以演奏流行歌曲;第三,在当时的电影院里播放了许多外国电影,这些电影的主题歌都很好听,吉米让我反复看这些电影,把他们的主题歌的旋律记住,改编成大乐队的版本演奏,这是其他乐队都做不到的。”

据民间流传,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中国“房地产大亨”,英籍商人维克多 沙逊在酒足饭饱后来到了当时上海滩的“第一舞厅”百乐门,他挑选了面对舞台的最佳座位,却被服务生带到了旁边的加座,这令他大为光火,当下决定要开一间赶超百乐门的舞厅一雪前耻。于是,他在1935年选定静安寺路444号(现属南京西路),按照纽约“仙乐斯舞宫”的图纸,建造了当时与百乐门其名的“仙乐斯”舞厅,1937年正式对外经营。如今上海的“仙乐斯广场”正是当时仙乐斯舞厅的所在地。

仙乐斯舞厅属于典型的美国风格建筑,安装了当时罕见的中央空调,他与百乐门的综合性娱乐场所不同,它专营舞厅,内部设计精妙,舞池大且宽阔,面积、装潢与设备都胜于百乐门,当时有许多政界官员、电影明星等公众人物经常光临此处。

20世纪20年代出没于上海各大舞厅的爵士大乐队多数为菲律宾人组建的乐队。1898年-1946年是菲律宾被美国统治的时期,在那里,人们接受着美国的教育,深受美国音乐、文化的影响。菲律宾人拥有卓越的演奏技巧和稳定的节奏感,将西方的爵士音乐演奏的惟妙惟肖,于是许多上海的舞厅花费重金聘请他们进行演出,罗宾乐队是其中最负盛名的菲律宾乐队之一。乐队领班是名为罗宾 索姆森(LobingSomson)的黑管演奏家,他带领了一众乐手驻扎于仙乐斯舞厅演奏,他们演奏的风格极具个人特色,其中,爵士钢琴手查理 林在乐队中脱引而出,他是当时唯一在国外乐队中演奏的华人。

扬子饭店坐落于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740号,1931年由留法设计师李幡设计,潘荣记营造厂建造,1934年6月正式开业营运至今。扬子饭店建于现今上海外滩之上,外观大气恢弘且极具西式韵味,在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远东第三饭店”,上海市人民政府2005年10月31日曾授予其“优秀历史建筑”称号,饭店前立碑写到,“……钢筋混凝土结构,1934年建。现代派风格。形体处理和细部装饰带有装饰艺术派特征。”

扬子舞厅设于扬子饭店内一楼,面积相较于上述两座舞厅稍小,舞池置于中央,采用的也是当时流行的“弹簧地板”。在舞池的周围有一张张桌子,客人由舞厅内部服务人员带领入座。们坐在舞池的周围与客人们攀谈、舞蹈,各式名酒应有尽有,前来消费的人们络绎不绝。

凯旋乐队是扬子舞厅的常驻乐队,现在“上海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组建者之一的周万荣先生便是当时凯旋乐队的一员。周万荣出生于武汉汉口,曾在聚源音乐传习所学习小号,后又拜师于一位美籍小号手继续学习,在当时的汉口,周万荣曾是一名炙手可热的乐手,但好景不长,汪伪国民政府颁布了“禁酒令”,大批乐手失去了演出的机会,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时,周万荣来到了上海,几经辗转加入了陈润生组建的凯旋乐队。这是一只由中国乐师组建的乐队,他们以演奏爵士乐为主,乐队的编制模仿当时西方爵士大乐队,有外籍乐师指导他们演奏。

除了上述三组代表舞厅和乐队之外还有坐落于戈登路大都会舞厅、位于江宁路的新仙林舞厅、西藏路巴黎饭店内的黑猫舞厅等近60所舞厅,乐队包括菲律宾的唐乔斯乐队、白俄罗斯的海利生乐队、中国的余约章乐队等,活跃的乐手有郑德仁(贝司)、周万荣(小号)、吉米 金(吉他)、余敏昭(钢琴)、程岳强(鼓手)、吴雍禄(萨克斯)等。

丁晓宇,上海音乐学院首位爵士乐演奏方向硕士研究生,现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浙江音乐学院。丁晓宇于2008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现代器乐与打击乐系爵士钢琴专业,师从贺乐教授;2012年考取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流行音乐研究硕士生,师从陶辛教授;2014年转为上海音乐学院爵士乐演奏方向硕士,师从贺乐教授、章啸路教授、廖季文教授等。2012年她荣获“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2015年参加德国“欧米勒”国际钢琴公开赛荣获全国总决赛“流行爵士钢琴”公开组全国冠军;2015年出版五重奏专辑《我们与探戈》;由她改编的作品曾出现在《绝妙黑白:爵士钢琴乐曲选集》中。她还曾在全国多地参与和举办了爵士乐专场音乐会,2013年受邀参加湖南卫视“快乐男声”等电视台的节目录制。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